我的德国老板范先生是典型的日耳曼人，金发碧眼，风度翩翩，一米九三，高大魁梧，身上永远散发着一股浓烈并不难闻的香水味，大家闭着眼睛，都知道谁来了。从入口开始，整个大厅到最里面的他的宽大舒适的办公室有将近五十米的距离，范先生总是步履稳健的走着，微笑着向大家问好，Morning（早上好），Morning，Morning，背对他的人依然故我，面对他的人，只是点头示意，显得他有些自言自语，只有他办公室门口的秘书，金发碧眼的罗小姐会用德语Morgen（早上好）回敬他。

第一次在范先生的办公室同他讨论工作，真是苦不堪言，因为我的蹩脚英文，磕磕巴巴，不知所云，在二十多度的冷气屋里，我的衬衫都湿透了，可见有多么窘迫。幸运的是，这位老板精通中文，年轻时在台湾大学留学，拿到了汉学硕士学位，还娶了个台湾夫人。发现我的英语不足以准确表达意思，范先生面带微笑、善解人意地说道，吴先生，您可以跟我讲中文，这样也好让我练习练习中国话。从此，每次汇报工作时，一个标准的台湾腔，一个地道的北京话，沟通顺畅，毫无违和感，只是偶尔蹦出英语讲一些专用词汇。

新加坡河畔的金融中心

说是汇报工作，更多的是跟范先生聊天。范先生喜欢跟我谈论中国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媒体运作、北京的风俗习惯等，天南海北无所不谈。他也喜欢谈些德国的情况。他跟我说，德国其实也有点像社会主义，良好的福利，医疗基本免费，有很好的保障，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费，德国法律规定，每位孕妇都能享受三年的产假，并且受法律保护，不会被解雇。男人也能享受同等的待遇。如果公司敢拖欠你的工资，那么德国政府就会先把这个工资为员工垫上，直接把矛盾从工人转移到自己，然后逼违法企业把钱交出来。另外，如果夫妻不在一个城市上班，国家也会为小夫妻提供亲密补贴。这让我非常震撼，后来才知道，很多北欧国家的福利也大多如此，难怪很多北欧的大男人，成天推着小车、抱着孩子在大街遛弯。

西乐索炮台

范先生的中文确实棒，有一年，他还上了新加坡电视台中文八频道的外国人在狮城节目，我感觉他接受采访时的中文比电视台的记者要强很多。

范先生每年有不下二十次要飞到中国参加各种活动。与中国官方机构和企业界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我们是德国工商总会，所以范先生跟当年中华全国工商联的领导熟识。我也曾好几次受他委托起草邀请中国有关人员来新加坡访问的邀请函。

有一次，范先生派我回到北京与相关机构商谈项目合作事宜，这件美差让我兴奋不已，难得上班时间公款回国探亲了一次。我从北京返回新加坡后，他也从欧盟回来，让我跟他坐车一起到乌节路的四季酒店讨论我负责的项目。我们在四季酒店一楼大厅左边的酒吧坐下，范先生问我喝什么？我脱口说道，啤酒。范先生很爽快地直接要了两扎啤酒，我们边喝边聊。啤酒下肚后，兴奋异常，汇报工作和闲聊掺杂在一起，啰嗦了一个多小时，然后跟他一起坐车返回单位。那天下班时，司机戴维走到我面前半开玩笑地说，吴先生，你好厉害呀，上班时间，居然敢让老板请啤酒喝。其实，戴维根本不知其中的缘由。如果老板不想请我喝啤酒完全可以在办公室、会议室或贵宾室听我汇报工作，根本不需要开车去离公司不远的五星级酒店。当然，我这混不吝的性格也确实有点无所顾忌。

在我入职第一年的春节前夕，范先生请全体员工到圣淘沙香格里拉酒店吃年夜饭。头一天，范先生问我，派发红包多少钱合适，我告诉他，意思意思就可以，每个人66元新币，六六顺。吃年夜饭那天，我们都提前赶到了那里，由于时间充裕，就顺便参观了圣淘沙香格里拉酒店外面的新加坡著名的旅游景点西乐索炮台，还有人拍照留了影。西乐索炮台建于19世纪，内有地下通道及大炮等军事设施，曾是英军在日军入侵新加坡的最后反抗基地，也是新加坡唯一保存完好的海滨炮台。然而，当日军入侵时，西乐索炮台没有成功地保护新加坡人民，反而成为了集中营。记得当时，范先生目无表情地用手拍了拍粗糙陈旧的炮筒，用德语嘟囔了一句。我好奇地问苏菲娅，老板说了啥？苏菲娅面色尴尬地说道，他说小日本来了，英国佬跑了。如果从字面意思揣测这句话，我感觉这多少有点对英国人的不屑和对小日本鄙视。

那天吃年夜饭，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就是：上菜太慢，而且，上了一道菜，要等很久才上第二道。每个桌子围坐十个人，不能抽烟，又没酒喝，饥肠辘辘，彼此说着不疼不痒的废话，甚是无趣。我忍不住跟范先生开玩笑说，老板，无酒不成席呀。范先生尴尬地笑道，是吗？你们喝酒吗？我说当然。好吧，大家喝啤酒，范先生哈哈笑了起来。坐在我旁边的Jonathan开心地拍了我大腿一下，几个德国帅哥竖起大拇指向我示意。几杯酒下肚，范先生也兴奋起来，看着鲍比目不转睛地盯着大虾的样子，忍不住开玩笑地用英语说道，看鲍比，目光好集中呀，逗得大伙儿哈哈大笑。结账时，范先生醉眼朦胧地看着单据，嘬着牙花子，说了句，妈呀，你们喝的酒钱比菜钱多好多呀，我要破产了。

新加坡河畔美食街北京烤鸭楼

第二年的年夜饭，范先生听从了我的建议，到乌节路的老北京食堂吃了一次正宗的北京菜。这次的饭菜上的很快，满满的一大桌子，我们喝的是北京二锅头。范先生趁着酒劲，给我们讲了他带Jonathan，美国人强森在南京，与中国朋友喝酒的故事。那次，这三个一米九多的大个子，喝了不少茅台、五粮液，险些招架不住，最后，范先生提议也喝些威士忌才算公平，就这样，彼此打了个平手。在新加坡华人吃年夜饭，讲究捞鱼生，就是用筷子把鱼生高高捞起，意味着来年事业顺利，步步高升。看着一帮大个子站起来，胳膊高高举起，都快触及到上面的吊灯了，我开玩笑地说道，哎，看来我们这些小矮个永远没机会高升了。

我离职的前一年，机构要从德国中心搬到新加坡商业中心乌节路那边的酒店，办公面积小了，所以将取消媒体中心。范先生听从了司机戴维的建议，设立一二三等奖，把媒体中心的音响等所有设备送给中奖者。抽奖那天，范先生走到我的办公桌边，开玩笑地说道，吴先生，好好念念经，洗洗手，能中大奖。我一向手气不好，所以没当回事。等好些人都抽完奖，我才慢条斯理地过去随便抽了一下，没想到居然一等奖，把全套的名牌组合音响拿走了。

我离职后又继续利用业余时间兼职为范先生做了四年资料库的工作。四年后，范先生离开新加坡回到欧盟任职，从此再没了联系。

往事如昨，笑容依在，如今算起来，风趣幽默、和蔼可亲的范先生也该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家了。我想，这个英俊魁梧的大个子也许正在自己宽大舒适的宅院里，拈花弄草，享受含饴弄孙之乐呢吧？